论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一)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
    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 

    《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博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
    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 
    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著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 
    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早在万年迤远的上古时代,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随着文化进化而自然形成了他们的茶俗茶风,包括史前茶谱的流布于世,诸如生嚼之茶,石烤之茶,竹烹之茶,生晒之茶,酸渍之茶,凡斯种种,不一而足。……这一切都是生活在我国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中国原始人类留给后世的不朽文化遗产。这证明着,缔造我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主体民族,当初则本是土生土长于我国茶树王国境内,亦即繁衍生息于澜沧江两岸这一带的那些土著部族,即那些兄弟少数民族,而并非其时居于中原地带的民族,即后来的汉族……
    ——然而,我国远古茶史之研究,以及关于史前茶谱并史前茶俗之探索,历来往往只是一味依据于《茶经》之类典籍。典籍上说是,则是;典籍上说非,则非;典籍上说有,则有;典籍上说无,则无。殊不知,这是一种迷误!诚然,在中国茶学并中国茶史方面,陆羽《茶经》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类著作。它对唐代以后中国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非凡的历史贡献。不过,就跟在历史上作过不同程度贡献的历史人物一样,陆羽则亦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譬如限于其时的历史条件,陆羽当年就未曾亲赴中国茶树原生地一带作过田野考察,因而在他的《茶经》中,只是泛指而言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至于我国的茶树原生地,以及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的原始发祥地,究在何处呢?陆羽《茶经》中则未置一词。……再如《茶经》的“七之事”,共引述了40余条茶事细目,包括咏茶的神话、传说、故事、轶闻……而在所有这类记述中,对于云南境内茶树原生地一带的上古茶俗茶风,上古神话传说,以及史前茶谱之类,竟皆未曾说及只字。我这并非在苛求古人,非难古人,而只不过是就历史的某种实情实况,作出一种直白之表述耳。
    ——而且更有甚者的是,当今某些作者竟还把陆羽《茶经》视为中国茶道文化的滥觞之始,发端之源。殊不知,在我国茶道文化传统之中,唐代茶道文化并非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而是属于衍生文化的性质,就跟此前诸如六朝茶道文化,两汉茶道文化,先秦茶道文化皆属衍生性质一样。而唯有中国原始茶叶文化并茶道文化即由我国茶树发源地一带那些土著民族原始先民们所缔造的茶叶文明,诸如民间茶俗,咏茶神话,茶树图腾,史前茶谱,等等等等,凡斯种种,那才是属于原生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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